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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行政程序法 在特定领域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包含有程序性规范在内的法律。

宪法委员会所进行的违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工作，不仅有赖于完备而科学的程序设计，而且有赖于对程序法的恪守。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8]可以用于指称文化对于制度的重大影响。

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大民主的发展应以实施宪法中的国家机构规范为起点。[9]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了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反映的不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的共识、时代的要求。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民主是理想的、日常的政治形态，以违宪审查为标志的宪政制度不过是民主的矫枉机制和补充。只有每一位国民都尽可能地秉持内心的高贵，享有行动的自由，成为道德上仁义、经济上富足、政治上自主的健康、活跃的分子，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盛并受人尊重，财富与秩序也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任剑涛：《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学海》2014年第2期。换言之，民主不发达的现实为我国宪法实施规定的是一条渐进性路径——从目前民主不发达的现实出发，争取落实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内容。合作治理是一个治理体系和机制。

应当说，合作治理在我国已经越来越普遍。相反，一般意志在公法中居于命令的地位。[21]行政合同在西方国家被称之为行政契约，它实质上是有关私法规则在公法中的运用。[11]合作治理从总体上讲，应当由公法进行调控。

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并列，当然，它也强调了三者的有机联系。所以，在行政法中，社会管理也就成了一个核心概念。

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私方主体或者是私人个体，或者是存在于民间的私人组织，或者是其他形式的私方当事人。第三，强化治理社会化的价值。笔者之所以要强调合作治理过程中的普遍参与，原因在于在我国目前的合作治理中，社会的参与并不具有普遍性，诸多合作治理的参与方的加入往往是由行政系统决定的。合作治理则使这种超越有了具体的形式和手段。

[15]可以对权力寻租作出这样的解释，那就是权力主体利用公权实现私人利益的状态。那是不是说合作治理就不需要信息公开了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与传统的行政治理相比，在合作治理中主导治理过程的则是私方当事人，易言之，合作治理尽管有行政主体的参与，但行政主体也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且它不能够像传统治理那样主导治理过程。笔者注意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尚未规定合作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使得合作治理存在着阻滞或者侵害公共利益的风险。

换言之，如果从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公共利益就是治理的唯一利益或者核心利益。[10]利益概念和利益格局的复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利益关系既有所突显，又相对比较复杂，它也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治理主体对治理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例如，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就是由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完成的。如果能够将合作治理的过程予以公开，那么相关主体的利益就难以被不适当地看作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也就不易被淡化或者弱化。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归根结底，行政程序来自于法律的正当程序，它是法律正当程序在行政法治中的体现，而法律正当程序的实质便是：它保证了政府的权力不被用来反对个人，除非是依据法律并对个人的权利予以应有的保护。而合作治理的精神在于广泛提升了社会参与度，它让一个执法行为有多个主体进行介入，如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利害关系人、其他社会主体等，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保证合作治理的质与量。

不同于私行政的是，公行政是以国家、地区社会及其构成成员为对象，担负着维持、形成秩序的作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参与的全部目标远远不止单纯的实现政策目的这么简单。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其三，合作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调动相关社会主体的积极性。

[7]但是，合作治理有着自己的治理特征，之所以要进行治理中的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就是要简化程序，既简化传统的行政程序，又简化治理过程中的其他相关程序。由于行政合作治理是一种多主体的治理，如何在治理过程中不偏离原来的目标，尤其是如何在治理过程中维护公共利益，是相关主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显然，合作治理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社会秩序，另一个是利益。摘要:  由行政系统主导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方式之一。第二个要素是，它所体现的是公与私的合作关系。这就使行政执法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

通过治理使社会角色得到合理分配，社会关系得到合理定位，社会秩序得到正当维护。第一，其涉及公共利益。

行政机关设计新的社会秩序的权能实质上是建立行政法规范的活动，行政法的扩权本质便从这种秩序设计中体现出来。基于此，笔者认为，合作治理必须实行广泛的社会参与，让具备资格的主体都有机会介入到治理过程中。

如果行政主体放弃了这样的监督，就有可能给合同当事方更多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机会，以及更多的减损公共利益的机会。任何社会机制中治理的本质都在于形成良性的社会循环系统和社会过程。

笔者注意到，我国目前的合作治理还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而是由政府行政系统通过行政行为的方式而为之的，这就使得当前我国的合作治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乃至不规范性。其二，合作治理应当被认为是行政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手段。我国多年来所推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当然，笔者暂时还没有将这种综合治理与行政法上的合作治理视为同一意义上的概念，仅就综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而论，我国今后的合作治理也有可能像综合治理那样有多方主体的参与。而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发包方本身就属行政系统，强调合作治理中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就是要防范在合作过程中行政系统将公权力不适当地交给私方主体，然后共同获取公共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

其一，合作治理改变了传统的行政治理模式。[17]也就是说，行政法产生于行政管理过程中，同时行政法也作用于行政管理过程中。

[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在多数情况下，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并不需要征得相对当事人的同意。

假如他们能够获得这种生活的话。我国政府文件也承认行政系统中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这都证明了治理过程中行政利益的存在。